我是北大穷学生

　　这份家教是我大学里的第一份兼职，我付出了很多。每周六一大早就要坐校车往燕园赶，再从燕园坐车去西直门，走一段路，到学生家上课，中午到，在附近吃点饭，上一下午的课。赶回校区的校车来不及，只能从西直门，坐27路，转345，坐了345到昌平，再坐小公共到南口，从南口到校区是一段林荫路，我从小公共下来之后，天基本上黑透了，我要摸黑走四里路，两边全是果园庄稼地，路上只有我一个人，每次看到校区门口的红灯笼，我眼都有点模糊，那种疲惫后的熟悉让我感到一阵阵强烈的温暖。我现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拿到一百块钱的补课费，是多么的高兴，在西直门复杂的立交桥上，我找不到北，一半是因为实在复杂，找不到27路车站，一半是兴奋得只顾着走了。

　　回到燕园后，我有了自己第一份不错的工作：帮一家文化公司写畅销书。最悲惨的赶稿，是一周之内我们三个人需要写十八万字。我那一星期，除了上课，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写稿子上。那时不像现在有电脑，一切都是手写，稿纸一沓一沓地写完，再一沓一沓地买。白天写不完，晚上搬个板凳在楼道里写，六天的时间，我写了八万字，拿到了一笔一千八百块的预付金。这笔“巨款”让我兴奋异常，那时手已酸痛得几乎拿不起筷子。慢慢地我对这种坐在屋里不出去就可以忙活的兼职情有独钟。

　　譬如几个同学帮人家写初中生阅读的稿子，时间太紧，忙不过来，找我帮忙，我一夜写了十二篇，篇篇通过。

　　从那以后，我退掉家教，开始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，用在看书上，用在学习上，用在享受着我的北大生活上。我对于很多课程都有浓厚的兴趣，上一门《东方文明史》的课，对楔形文字的起源感兴趣，北大图书馆查不到，我跑到国家图书馆去查。后来写一篇论文，交给老师，老师评价很高。

　上白巍老师的《中国美术史》，我特意跑到故宫去看画展，跑到军事博物馆里看中国油画展，查资料，写论文。是的，我像北大其他学生一样，在学习，在努力，在收获，只是我的方式跟别人的方式不太一样。我开始学着写一些自己想写的东西，大二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。我努力学习，每次期末考试前一个月都不怎么睡，背诵，查资料，困了，咖啡粉直接倒在嘴里。早晨考试，买带冰的矿泉水让自己清醒。我拿过奖学金，评过标兵，体育也获得了奖，也获得了北大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，我知道我的努力没有白费。

大三时，一位央视的编导来中文系男生宿舍找兼职，我当时是班委里的人，给她介绍了几位同学。她不满意，让我去试试。

　　我带着浓厚的好奇心去了，那天恰好遇到了2002年北京那场恐怖的突如其来的大雪。我下午六点从北大南门出发，坐车去北三环的静安庄，平时四十分钟的路，我到晚上十二点半才赶到。整个马路上都是车，都是人。我们是推着车往前走的，从人大一直推到了静安庄。那天夜晚的北京城是混乱而又有秩序的。等我凌晨三点半从编导家里谈完出来的时候，马路上的车已经可以开动了。谈得不错，之后，我开始在央视十套、四套几个栏目做文案的写作和策划，几位接触到的电视人对我评价不错，收入也还可以。后来，我对文案写作已经很熟悉了，干起活来也如鱼得水，我决定退出来不干。这个决定大大出乎了编导的意料。她挽留我，我笑着说：“我还想做些别的。”

　　从大二下学期，我不再向家里要钱；大三下学期，我开始帮姐姐支付一部分的生活费和学费。在北大读研究生时，我开始写剧本。妹妹去上大学，上的是第三批录取的本科，家里打电话来说学费很高。我说没事，让她去吧，有我呢！

　　暑假我送妹妹去上学，前后给她交了一万七千块，还给她留下三千块钱生活费，我说当年我是三百块开始我的北大生活的，你比我幸福多了。我从长春回来的路上，妹妹给我发来短信，她说：“哥哥，谢谢你，为我做了这么多，我会努力的。”我给她回短信说：“哥这么做，是因为有条件才这么做的，我只想让你好好享受你的大学，就像当年我在北大读本科时那样。”

　　是的，这就是北大的生活：它让我感激，让我留恋。这里不会因为贫穷而让你止步不前，我的两位好朋友，家境很好。现在一个去美国读书，一个去新华社工作，再聚一起，依然笑声不断。

　　我们没有隔阂，我们谈论的是快乐和幸福，也不会因为你困苦对你照顾有加，一切需要你自己去实践。一路走来，你会发现你所走的那些路，看上去那么平坦，可每走一步，其实却是那么艰难：这里是北京，这里是北大，这里有无数的年轻人，这里有无数的脚步。他们来来往往，有过陌生和熟悉，有过泪水和笑脸，有过朋友和敌人，有过丑陋和美丽。但当你真的把其中一个脚印放到镜头前，放大，放成八寸，放成十二寸，放成毕业像一样大的二十寸。你从中发现的是基于你自己身上的一种坚韧和力量，更重要的是，从那个脚印里我们欣然发现了自己那些悄悄遗忘的微笑和幸福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