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安大学：在泯灭人性的恶魔工厂里熔铸流淌在血液里的骨气

　　哈尔滨平房区，一片灰色建筑群在夏日的蝉鸣中透着寒意。这里是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，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基地。长安大学“熔铸民族记忆・锻造红色基因”暑期社会实践队走进这片遗址，在锈蚀的囚笼、泛黄的实验报告与断壁残垣间，直面那段被刻意掩盖却永远无法磨灭的反人类罪行。
　　一、“防疫给水”幌子下的地狱工厂
　　“这是‘四方楼’遗址，当年731部队的核心实验区。”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讲解员指着一片长满杂草的地基说。队员们俯身细看，混凝土断块上仍能辨认出“特”“别”等字样——这是日军为掩盖罪行，战败前炸毁建筑时未清理干净的痕迹。
　　展馆内，一组复原场景让队员们屏住呼吸：零下20摄氏度的低温实验室里，“马路大”（日语“原木”，指被实验的活人）的手臂被浸泡在冰水中，旁边的记录板上写着“冻伤3小时后复温实验”。“‘马路大’大多是被俘的抗日战士、平民和战俘，仅1939至1945年，就有3000余人在这里被活活折磨致死。”
　　图为队员参观七三一罪证馆曲海源供图
　　讲解员的声音沉重，“他们被用作鼠疫、霍乱、炭疽等细菌的活体培养基，甚至被直接解剖。”在“细菌武器研制”展区，玻璃柜中陈列的“石井式细菌炸弹”残片布满锈迹。旁边的档案显示，这种炸弹内装感染鼠疫的跳蚤，1940年曾被投放到浙江宁波，导致当地1000余人感染死亡。“日军还在湖南常德、云南保山等地进行细菌战实验，仅常德一地就有7643人死于鼠疫。”队员们看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投放点，指尖划过那些标注着“死亡人数”的红色数字，久久无言。
　　一份1942年的《实验日志》复印件上，用日文记录着这样的内容：“编号103，男性，注射炭疽菌后第5天，体温40.2℃，皮肤出现黑痂……”日志的最后一行写着“解剖，脏器取样”。“这些所谓的‘科学数据’，是用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换来的。”实践队队员张同学指着日志上的血迹说，“这不是实验，而是赤裸裸的屠杀。”
　　二、第100部队：摧毁农业命脉的毒计
　　从哈尔滨转战长春，实践队来到另一处细菌战遗址——侵华日军第100部队旧址。这座以“马疫研究”为幌子的部队，与731部队同属日军细菌战体系，专攻牲畜与农作物细菌武器，企图从经济上瓦解中国的抗战能力。
　　展厅内，一份《战时牲畜防疫计划》档案揭开了其险恶用心。档案显示，第100部队在长春、沈阳等地设立实验室，培育炭疽、鼻疽、牛瘟等病菌，专门用于感染战马、牛羊和农作物。“1939年诺门罕战役中，日军向苏蒙军阵地投放鼻疽菌，导致对方3000余匹战马死亡，直接影响了骑兵机动性。”讲解员介绍。
　　图为队员讨论学习各式工具曲海源供图
　　队员们在“农作物攻击计划”展区看到，日军曾计划在华北、华中的小麦产区散播赤霉病病菌，企图让“中国军队和民众因缺粮而崩溃”。一份1944年的秘密报告写道：“需在河南、山东等地的麦田投放孢子，预计可使30%作物减产，引发饥荒。”幸而这一计划因盟军反攻而未完全实施。
　　“他们不仅要占领土地，还要摧毁我们的生存根基。”实践队队员刘同学指着展柜里的“炭疽菌培养皿”说。这件锈迹斑斑的玻璃器皿，内壁还残留着暗黑色的痕迹——那是70多年前日军研制生物武器的直接物证。
　　三、被包庇的战犯与未竟的审判
　　在“战后处理”展区，一张1947年的美国军方文件让队员们愤怒不已。文件显示，731部队长石井四郎与美军达成秘密协议：以提供细菌战数据为条件，换取免于战争罪起诉。最终，包括石井四郎在内的所有731部队战犯均未受到东京审判的追责。
　　“第100部队长高桥隆笃同样逃脱了制裁，甚至战后还在日本开设兽医诊所。”讲解员说。展馆内的“战犯名单”上，58名731部队核心成员的照片与战后职业并列，其中多人成为日本医学界的“权威”。
　　在七三一部队遗址的“焚尸炉”旧址前，实践队举行了简短的默哀仪式。断壁残垣间，风吹过杂草发出呜咽般的声响，仿佛在诉说那些未被记录姓名的受害者的悲鸣。“这些罪证不会生锈，这些记忆不会褪色。”队员在备忘录上写道，“我们来这里，不是为了延续仇恨，而是为了让世界永远记得：科学一旦失去人性底线，会犯下怎样的罪孽。”

　　图为队员在七三一遗址前合影曲海源供图
　　离开遗址时，队员们看到一群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。孩子们指着“禁止生物武器”的国际公约展板，认真听着讲解。“这或许就是铭记的意义——让历史教育成为防止悲剧重演的疫苗。”实践队指导老师刘陈皓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