梦里花落知多少

很少人知道我当过中学语文教师,因为相对于二十来年的记者生涯,它太短了,仅一年。

　　可我经常怀念那一年。

　　1983年,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我,被分配在市里的一所中学教初一的语文,还兼班主任。

　　生性率直的我,感觉这个不苟言笑的职业太痛苦了。初来乍到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,更让我手足无措。

　　那个时候,校方规定学生一律不得穿牛仔裤上学。每天早晨,校门口就守着几位拿着小本的值日生,将穿牛仔裤的学生拦住,劝他们回家换服装。有一天,值日生将穿着牛仔裤的我给拦住了,问我是高中部哪个班级的学生。恰好有个老师经过,帮我解了围。她一边陪我上楼,一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,老师应该给学生作表率,“你看看,全校老师没有一个穿牛仔裤的。”

　　第二天,我就换了一条黑裙子,女老师常选择的那种。黑色常常代表庄重。穿了裙子的我又在走廊上被老校长叫住了,他和蔼地提醒我,是不是把披在肩上的长发扎起来,因为校方也要求女生不能留披肩发的。还说,有个班主任反映,她班上有个女生不肯剪去长发,并振振有词地辩解“范老师也是这个发型”。

　　我一听,也觉得事情严重了。仔细地留意了一下女老师们的发型,她们都像是找同一个理发师剪理的,短发齐耳,唯一的装饰品也仅是一枚黑色的细发夹。

　　在大家的劝说下,我下课后走进了学校附近的一家理发店。

　　理发师是个胖胖的妇女,她用手托起我长长的黑发,有些不忍地举起了剪刀:“你可考虑好,这一剪子下去,就像脑袋掉在地上,可是接不起来的哦!”

　　我咬咬牙没有作声,只听剪刀在我的脖后连续发出冷冷的“咔嚓”声。女理发师从镜子里发现我的眼泪夺眶而出,以为剪到了我的头皮,后来才理解了我的疼从何而来。从小到大,我都梳着清汤挂面似的长发,上面也曾留下了姥姥温暖的手温,此刻,它们一起飘落在地。

　　老校长再次碰见我,很满意地夸道“好”。我的目光凝视着操场上一排绿化树,它们被修理得齐齐整整,宛若一个笼里蒸出的圆润的大馒头。

　　剪了短发的我,在同行眼里仍然不像个老师。至于老师应该是个什么样儿,他们也说不太清楚。

　　有一天,我正在教室上课,喊一位同学回答问题,那位同学上课分了心,回答得南辕北辙,我忍不住想笑,但内心有个声音严肃地提醒我:老师不能当着学生的面笑。可是他慌乱的第二次补答,更是让人忍俊不禁,我实在憋不住,放声笑起来,后来竟伏在讲台上直不起身。课堂当然解了大禁,那个同学也和大家一起笑得前仰后合。这一切恰恰被在走廊上巡视的老校长看见。

　　自然,我受到了严厉的批评。他是个非常敬业的人,一生严谨,腰板挺直,灰白的头发纹丝不乱,藏蓝色的中山装的领扣从来都是严严实实的。老人的心地非常善良,只是常常出格的我,不能不让他伤心。这让我很过意不去,又奈何自己不得。

　　每天早晨,校园仅有的一张乒乓球水泥台桌常常被高年级的学生霸占着,初一的学生只能眼巴巴地看他们打球。我想了一个主意,从此早早地赶到学校,将自己的大包往乒乓球桌上一撂,俗称占台子。胆子再大的学生也不敢和老师争桌子,于是,我们班的学生终于有了摸摸乒乓球拍的机会。他们有时也嚷着让我上阵,但很快就将我打得落花流水,我只好重新排在队尾。上课的铃声一响,大家比赛似的朝教室飞奔,有时装备课本的包会遗落在树杈上,学生会气喘吁吁地拎着它追上来:“老师,你的书包。”

　　老是抢占乒乓球桌,也不符合我常常给学生讲的机会均等的道理。后来,我鼓励大家跳绳。可是没有人天生爱甩绳子,尤其是孩子们。自然,天天给他们甩绳的还是我。当长长的绳儿在空中划着优美的圆弧,荡起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,我感觉自己正穿过长长的时空隧道,回到欢乐的少年时代,生活的阴云也暂时一扫而空。

　当我和学生在操场上游戏的时候,老师们却在走廊上摇头叹息,他们怎么也没想到,学校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争取来一个年轻的大学生,偏偏分来个仿佛永远长不大的我。

　　直到期终考试的时候,我们班优异的成绩才让大家放下心:还好,没有误人子弟。

　　而这一年,也发生了不少令我至今难忘的事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