绩麻记

“昼出耘田夜绩麻，村庄儿女各当家。”每当吟起这句诗，总会想起四十多年前母亲熬夜绩麻线的往事来。

夜色像一块黑色的幕布，慢悠悠盖住了村口的大槐树，也盖住了我家那三间低矮的土坯茅草屋。煤油灯的光透过糊着旧报纸的窗户，在屋外的地上投下一团昏黄的光晕;室内，母亲还在灯下的忙碌着，身影被拉得很长，投映在斑驳的土墙上，随着她手中麻线的转动而轻轻晃动。

那时候家里真穷，父母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，一年忙到头，日子还是紧紧巴巴的。父亲把喂养了一年的猪卖给食品站，这才有了点微薄的收入，除去礼尚往来、日常开支，余下的都要攒下来给我们兄妹三个交学费——虽然那时候学费只有几块钱。有时候，还得去找在信用社工作的胡承材表叔，借月利钱勉强凑齐学费。父母的脊梁，就顶着这样捉襟见肘的清苦日子，一步步往前挪。

母亲听说代销店收细麻线，便和父亲商量，买麻皮绩麻线，赚点工夫钱。

母亲怀揣着从伯母家借来的两元钱，去马家庵赶早集。回来的时候，她肩上扛着一捆土黄色的干麻皮，像抱着救命的宝贝。

“代销店收细麻线，一斤线能换一块钱呢。”母亲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雀跃，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摩挲着粗糙的麻皮，仿佛已经看到了一沓沓钞票，看到了我新学期的课本。

从那天起，母亲白天在队里干活，夜晚就和油灯、麻线相依相伴了。

那天晚饭过后，收拾完碗筷，母亲便开始处理麻皮。她先把麻皮放进大铁锅里，倒上水，架起柴火慢慢煮。火光映着她的侧脸，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，滴进滚烫的锅里。

煮麻要拿捏好火候，火太大容易煮烂纤维，火太小又脱不掉粗皮，母亲总是守在灶台边，时不时掀开锅盖查看，鼻翼被烟火熏得发红。煮好的麻皮捞出来，放进冷水里浸泡片刻，再用手反复揉搓，褪去外层的粗皮，露出里面白生生、有韧性的麻丝。这个过程要耗费极大的力气，母亲的手泡在冷水里，久而久之，指关节变得红肿，裂出一道道血口子，用布条简单包扎一下，低下头继续干活。

接下来是分丝，心灵手巧的母亲总能分得又细又匀。她把泡软的麻丝摊在膝盖上，用拇指和食指捏住线头，轻轻一扯，一根纤细的麻丝就分离出来;再把这些麻丝理顺，分成一小束一小束，码在旁边的竹篮里。

我有时会凑过去帮忙，可刚一伸手，就把麻丝扯得乱七八糟，母亲便笑着拍开我的手：“傻孩子，这活儿要慢，要轻，像哄小孩似的。”说着，她示范给我看，手指灵活地穿梭在麻丝间，那些原本杂乱的纤维，在她手里渐渐变得服帖顺直。

绩线是最关键的步骤，也是最耗费时间的。母亲坐在油灯下，左手捏着几束麻丝，右手拿着线盘——那是用牛骨头做成的简易工具，中间钻了个圆孔，方便缠绕麻线。她先把麻丝的一端系在线盘上，然后转动线盘，同时左手慢慢松开麻丝，让麻丝随着线盘的转动自然捻合。“绩线要匀，不能太紧，也不能太松，太紧容易断，太松不结实。”母亲一边绩线，一边念叨着，线盘在她手中转得飞快，发出轻微的“嗡嗡”声，像一只勤勉的小蜜蜂。煤油灯的光很暗，母亲的头越埋越低，眼睛紧紧盯着手中的麻丝，眉头微微蹙着，专注得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她和手中的麻线。

我常常在母亲的绩线声中睡去。有时半夜醒来，油灯还亮着，母亲身影单薄，还在煤油灯下忙碌。我揉着惺忪的睡眼问：“妈，你怎么还不睡?”母亲转过头，满脸的疲惫，笑着说：“再绩一会儿，多绩一斤线，就能给你买练习本了。”我知道，母亲说的“一会儿”，往往就是大半夜。她舍不得多点灯油，总是把灯芯拨得很小，那点微弱的灯光，照亮了母亲最艰难的岁月。

麻线绩到一定长度，母亲就会把它们从线盘上解下来，开始缠绕成线球。她坐在地上，把线头固定在手指上，然后一圈一圈地缠绕，麻线在她手中盘旋、收紧，渐渐形成一个圆润的西瓜状大球。每缠完一圈，她都会用手轻轻按压，让麻线球更紧实。一个麻线球要缠好几百圈，母亲的胳膊举得发酸，手指也被麻线勒出深深的红痕。

每当一个大球缠好，母亲把它摆放在床头的桌子上，像欣赏一件珍贵的艺术品，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。桌子上的麻线球越堆越多，从一个、两个，到后来堆成了一小堆，像一个个圆滚滚的小西瓜，那是母亲用无数个不眠之夜换来的希望。

攒够一定数量的麻线球，母亲就会背着它们，送给各个代销店。路远的代销店有十几里路，母亲脚步轻快，好像从来不感觉到累。

每次从代销店回来，母亲口袋里都会揣着一小沓钞票，她会小心翼翼地把钱掏出来，分成几份：一份给我们买文具，一份买盐和酱油，剩下的都用手帕包好，藏在站柜的最底层。

偶尔，母亲会奢侈地买一小块水果糖，剥开糖纸塞进我嘴里，甜丝丝的味道在舌尖化开，我看着母亲脸上的笑容，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甜的味道。

代销店买麻线，是用来捆砂糖的。我曾跟着母亲去过一次代销店，看到营业员把散装的白糖或红糖用秤称好，倒在旧报纸上，再用母亲绩的麻线熟练地捆扎起来。麻线结实耐用，糖包捆得严严实实，不会漏出一丁点糖粒。营业员笑着对母亲说：“你家的麻线绩得好用，又匀又结实。”母亲听了，脸上露出羞涩的笑容，眼角的皱纹也舒展开来，那是我少见的、属于母亲的骄傲。

日子在母亲的绩线声中一天天过去，床角的麻线球换来了我和妹妹的课本、练习本、铅笔橡皮，换来了家里的油盐酱醋，也换来了我渐渐长大的岁月。

后来，分田到户了，农闲时，父母跟着大舅做瓦匠活，家里的日子慢慢好了起来。代销店也开始用塑料袋分装砂糖，甚至售卖包装好的成品糖，不再收母亲的麻线了。那些日夜陪伴母亲的麻皮、线盘，渐渐没了用武之地，母亲把牛骨头线盘擦拭干净，仔仔细细放进柜子里，指尖摩挲着上面细密的纹路，轻声说：“这东西，也该淘汰了。”

如今，母亲已经老了，眼睛花了，手脚也不如从前灵活。那个牛骨头线盘，母亲一直好好保存着。每当我回家，她都会把线盘拿出来，摩挲着、端详着，给我讲述当年绩麻线的辛苦岁月。

我看着母亲布满皱纹的手，看着那个被岁月磨得光滑温润的线盘，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在煤油灯下操劳的身影。那昏黄的灯光、轻微的绩线声、圆滚滚的麻线球，还有母亲脸上疲惫却温暖的笑容，这些都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里，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。

我父母那一代中国农民，生在新中国，长在红旗下。可他们的辛苦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和善待，孩童时期赶上“三年自然灾害”，是从“粮食关”闯过来的幸存者，往后的生活依然一路磕磕绊绊。可以说，他们被迫用瘦弱的肩膀，扛下了那一代农村人独有的艰难困苦。

母亲手中的麻线，绩的是艰辛的日子，绩的是对清苦生活的抗争，绩的是对家庭的责任和深爱。那些纤细的麻线，洒满了母亲的汗水，浸透着母亲的辛劳。任凭时光流转，母亲灯下绩麻的身影，始终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成为支撑我一路前行的力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