碗底生明月

　　冬夜的寒气顺着砖缝钻进老屋，我裹紧薄被蜷在板床上，眼前晃动着母亲在灶间忙碌的影子。她系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，葫芦瓢探进水缸舀水，手腕轻轻一抖，水珠溅在缸沿上，那“嘀嗒”声，竟穿透了十多年的光阴，落在我此刻的枕边。
　　
　　母亲的一生，像一张犁，深深弯在乡间的泥土里。父亲长年在外工作，拉扯五个孩子的担子，沉沉压在她单薄的肩上。那时村里靠工分糊口，赶上青黄不接，家家灶头都是冷的。母亲自己恨不得一粒米掰成两半花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,可邻居上门，她总要留人吃口饭。我记得腊月廿三祭灶那天，邻居三婶端着个豁了口的陶碗来借盐，母亲一把掀开锅盖，热气“轰”地扑出来：“他三婶来得正好！刚贴的小麦面饼，卷点咸菜凑合垫垫？”三婶推让不过，捧着烫手的饼子蹲在门槛上，吃得嘴角都沾着油星。母亲又麻利地盛了半碗稀饭递过去：“就一点汤水，不碍事。”碗沿上白蒙蒙的热气，就是她心肠无声的暖意，直往人心里钻。
　　
　　有一年，我家自留地里的白萝卜长得格外争气。一个个水灵灵、白生生的，圆鼓鼓地拱出地皮，缨子翠得晃眼。可队里别人家地里的呢？像是泄了气的皮球，蔫头耷脑，没点精神头。没成想，夜里竟有人摸黑来，拔走了好些顶好的萝卜。天亮了一看，地里东一个坑西一个洼，狼藉一片。我们几个孩子气得直跺脚，嚷嚷着非要把贼揪出来不可。母亲却摆摆手，倒笑了，眼角的皱纹跟着舒展开，温温润润的：“咳，傻孩子，萝卜长在地里，不就是给人吃的吗？长得好，能让大伙儿都尝个鲜，是咱的福分哩。”她那笑声轻轻的，像日头刚出来，化开了草叶上的霜花。后来，她听说队里有户人家的女人病倒了，家里连碗顺气的汤水都难得。母亲听了，没多言语，转身就下到地里，猫着腰，仔仔细细挑了十几斤最大、最水灵的白萝卜出来。天还麻糊亮呢，露水珠子沉甸甸地挂在草尖上，裤脚一碰就湿了半截，凉飕飕地贴着腿。她一个人，蹚着弯弯绕绕的田埂小路走，扁担沉沉地压在肩头，压得她微微佝偻着背。两头挂着的白萝卜饱满得发亮，像一弯弯刚洗过的月牙，随着她的步子，在熹微的晨光里悠悠地晃。看着那背影在霜地里一点点挪远，我心里头忽然就明白了：慷慨这东西，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阵仗，它就藏在这默不作声的行走里，是人世间一道暖乎乎的光，不声不响地，就往人心窝子里钻。
　　
　　那时我和贰万玩得最好。一天傍晚，我俩猫在田埂下，贼似的拔了母亲地里几个嫩萝卜，躲进草垛分着啃。汁水清甜里带着点土腥气。贰万吃得急，连萝卜缨子都塞进嘴里嚼，腮帮子鼓囊囊地含糊着：“甜！齁嗓子哩！比我妈晒的山芋干强多喽！”第二天清早，母亲在垄沟里看见几片踩倒的叶子和几个小脚印，她弯腰轻轻扶起叶子，回头冲我一笑：“夜猫子偷嘴，倒晓得挑最水灵的。”童年舌尖上抹不掉的印子，就是那偷来的甜。
　　
　　父亲早年置办下的几桌碗碟，青花瓷碗、蓝边大海碗，在乡下是稀罕物。村里谁家办红白事缺家伙什，总爱来找母亲借。母亲不但爽快答应，还总挑那最齐整的，亲自送过去。碗碟这东西，脆，不经磕碰，村里人借借还还，年头久了，自然缺了口、短了角。母亲从没为这皱过眉头。快过年时，常有乡亲提溜着两把挂面或几个鸡蛋上门，讪讪地说：“老嫂子，之前借的碗，不留神磕了个豁儿……”母亲总是把手一摆：“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！碗有个豁口，照样盛饭！”那豁口蚀掉的是瓷，蚀不掉的，是她待人的那份厚道和热乎气。
　　
　　我十一岁到县城念书，独自住父亲在城里的宿舍。偶尔回趟家，便觉得格外亲。一次，全家正围着桌子吃大麦憨子饭，喷香的热气刚冒上来。忽然，门框边倚了个二十来岁的女子，怯生生的，眼神躲闪，小声讨口吃的。妹妹刚想开口问，母亲已放下筷子，利落地起身，拿过一只空碗，盛了满满一大碗饭，压得瓷实，又拨了好些菜堆在上头，递过去。那女子也不进屋，接了碗就蹲在门外的墙角，埋头狼吞虎咽起来，吃得急切。饭桌上，我们一时无言。母亲轻声打破了沉默：“谁出门在外，没个过不去的坎儿？能拉一把的时候，伸伸手，自己脚下的路啊，不也宽些么？”那简单的话语，连同她递出去那碗冒尖的饭，像颗细微又沉实的种子，悄悄落进我懵懂的心田——这人世间的暖意，有时就在这一饭一钵无声地递送里，温厚绵长。
　　
　　后来我在县城安了家，周末常带同事回乡下。母亲待我的同事，就像待自己的孩子一样。听说一位姓陈的同事从小没了爹娘，她就悄悄嘱咐我：“多带小陈家来，娘给他做点顺口的。”她总想用饭菜的温热，去暖一暖那些过早凉了的心肠。
　　
　　在家乡上小学三年级那会儿，一天放学路上，我在沟渠边捡到两毛钱，兴冲冲捧给母亲。没想到母亲脸上的笑一下子没了，神色肃然：“队上谁家丢的，不定多着急呢！下午带去交给老师。”母亲那天的眼神，像一把看不见的戒尺，从此悬在我心头：有些东西的分量，不是钱能称的；清白的脊梁骨，才能撑得住这世上飘摇的良心。
　　
　　再后来，我考上了电大，而贰万去了更远的南方工地。可再听到他的消息，竟是凶信——他从高高的脚手架上摔了下来。出殡那天，贰万家新盖的小楼空荡荡、冷冰冰。母亲默默地站在送葬人群后面，手里紧紧攥着一只旧碗，碗里是新蒸的白米饭，颤巍巍顶着一块过年才舍得吃的咸肉。她执意要把这碗饭塞进贰万那薄薄的棺材里，嘴里喃喃着：“孩子，吃饱了再上路……黄泉路上，别空着肚子走……”那只碗，跟着那口薄棺，一起沉进了家乡的黄土地。
　　
　　经年累月，母亲手中借出又收回的碗碟，不知凡几。那些年借出去的碗碟，就算缺了口、崩了边，盛回来的却是满满的、带着烟火气的人情。如今在盐城家中的橱柜深处，偶然瞥见一只从老家带来的旧碗，青花早已褪成灰蓝色，碗底或许还留着细微的旧痕——我总觉得那浅浅的裂口里，还温着母亲当年舀汤递饭时指尖的热气。
　　
　　某个深夜里，月光竟真的穿过窗格子，不偏不倚落在那碗底的豁口上，清亮得像一匹软缎。我怔怔望着碗底这轮明月，手指拂过粗粝的碗沿，像是摸到了母亲一生劳作的茧子，心口猛地一热，这才惊觉脸上早已冰凉一片——这人世间最深的月色，哪里是挂在天边的？它无声无息地沉淀在母亲递出的每一只瓷碗底，在岁月磨出的细微豁口里，漾开一片清辉，默默照亮我后来所有的长夜和迷途。这碗底月，是她用一生的清贫和慷慨，在这尘世的泥泞里，为我们淘洗出的永恒印记，素白，温润。